9月25日，深圳皇庭广场博纳电影城6号影厅，电影《亲爱的》正在上映。34岁的彭高峰坐在影厅后排位置，眼泪一阵阵流下来。

这是陈可辛导演专为“寻子家庭”开设的专场，现场来的都是曾经或正在寻找孩子的父母。影片还没播完，人群已经泣不成声。

附近熟人的询问，让乐乐很“厌恶”

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，是一个外表破败、里面也有些让人不堪的城中村。

在这里，街头到处都是流动的小贩，五金店里落满灰尘的钢圈塑胶管散发出刺鼻气味，举目望去，几乎都是掉了半边墙的灰扑扑的旧房子。男人们在秋日尚未散去的暑气里敞开上衣，在社区中心的小公园里下棋、抽烟，谈论附近化工厂的薪水，女人们则摇着扇子站在老树下的阴影里，把脸晒成更深重的古铜色。

彭高峰的网吧，就靠着这个小公园

走过一个贴满“上网请上二楼”纸条的石阶，便进入网吧。9月27日，网吧里生意一般，五六十台机子，只有不到10个客人。几乎全是面目稚嫩的小青年，嘴里叼着烟，喊着“杀杀杀”，斜叼着香烟的嘴角不时燃起一颗火星，“啪!”有人猛拍键盘，“我赢了!”

彭高峰领着我们从他们身边穿过，笑了笑，眼睛看着路面。他说，网吧经营惨淡，他也不想老在外面“漂”着了，想回老家陪儿子(彭文乐)，这个国庆就回去找工作。

再爬一层，拐个弯，就到了彭高峰租住的房子。不到5平方米的卧室，门口正对着一张床，床头挂着醒目的全家福——彭高峰和妻子，还有两个男孩，个高的就是彭文乐。

妻子熊依妮脸上洋溢着笑，看上去比三年前还年轻。反倒是彭高峰，眼皮耷拉着，看上去有些疲倦。他刚上完一个晚班，白天的睡眠时间还不到四小时。

房间里摆设简单，最值钱的是那台贴着卡通贴纸的冰箱。没有电视机，甚至没有窗户，但依然可以看出女主人布置的精心——白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卡通动物剪纸，有小乌龟、长颈鹿、恐龙，蝴蝶落在花朵上，“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小动物。”熊依妮说。

一年前，彭高峰转掉了当时找儿子时经营的小网吧，来到这里，借了些钱，把门面扩大了一倍。房子也是那时候租的，700元一月，带厨房卫生间，里面还有一间更小的卧室，方便彭文乐过来时睡。5岁的小儿子和爷爷奶奶住在对面的另一间出租房里，房租另算500。

彭高峰说，自从彭文乐被拐后，他便把父母接了过来，专门照看小儿子。尽管生活过得结结巴巴，但他觉得“安全”。

他几乎不怎么下楼，觉得太“封闭”，不敞亮，整个人都蔫蔫的。

至于为什么会搬过来，他说，“儿子找到后，在附近总会碰到熟人，经常问儿子，你不就是那个被拐的小孩吗?”

这时候，彭文乐总是会厌恶地看着那些人，对旁边的父亲说，“别告诉他!”

别人碰他一下，他一定会加倍还回去

“怎么说呢，还是有变化的，这个变化包括小孩，也包括我的家庭。”彭高峰说。

床头支着一块用木架子搭起来的黑板，上面有一幅看不清楚形状的卡通画。彭高峰说，那是暑假时彭文乐画的，“他不是很喜欢画画，画着玩。”

8月1日，10岁的彭文乐在这个小房间里度过短暂的暑假后，回到老家湖北潜江市读五年级。彭高峰给他报了书法班和架子鼓班，光后者的收费就是一堂课70块，“儿子喜欢就行了。”

熊依妮说，儿子回到老家的那一刻，第一句话就是，“哎呀，还是老家好。”

“他也不是不喜欢跟我们待一块，应该只是不喜欢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而已。”她说。

不过，相处和教育依然是个“难题”。“之前挺乖的，后来就不知道怎么了，特别调皮、叛逆，不讲卫生，逮哪坐哪，身上的干净衣裳一会工夫就脏了。”熊依妮说，可能是儿子在农村生活留下的习惯。

叛逆到什么程度呢?彭文乐喜欢上网，让彭高峰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，他不准彭文乐玩游戏，当时他坐在网吧的收银台旁边，儿子二话不说就将一条小板凳砸了过来，“我眼泪就哗哗掉下来了，但我没有打他。不是不敢打，是舍不得。”

他说，可能是他和妻子倾注给儿子的爱太多了，喜欢什么买什么，对他百依百顺，渐渐的，儿子就“有些得意忘形”了，“就是那种被惯坏的感觉。”

彭文乐最初进入了是宝安区的一所中心小学，但似乎总跟班上的同学处不好，“别人碰他一下，他一定会加倍还回去。”对弟弟也是。有时候弟弟调皮弄了他一下，他是肯定会还手的。

弟弟是在彭文乐失踪一年后，彭高峰夫妇为了“安慰老人”怀上的。弟弟的存在对于彭文乐来说意味着什么?彭高峰说他没想过。

他说，“乐乐太缺乏安全感了，自我保护意识强，不信任所有人。”

“自我保护意识太强”的原因，是因为“受过伤害”。

“三岁时被坏人抓走，他是有记忆的，好不容易适应了后来的环境，跟养母也产生了感情，我们却又把他带了回来。所以我当时就在想，这其实相当于二次‘拐卖’。”

“好比一棵小树苗，刚扎下根呢，你就给它挪地儿了。我儿子挪了两次。”他伸出手指，用力摇了摇。

彭高峰起身，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，点燃。“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信任我，信任他的父母。”一分钟后，他说。

乐乐说要赶紧长大，攒钱给“养母”用

在江苏邳州的三年，除了改变了彭文乐的性格，也改变了这个家庭微妙的亲子关系。

“乐乐不止一次说想念他‘养母’，问我他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吗?但他又不会真的打，可能是怕我难过。”熊依妮说，“儿子还说自己要赶紧长大，要攒钱给养母用。我就问他，你不给我们用啊?他说，养母太穷了，她很可怜。”

“儿子其实什么都知道，甚至知道‘养母’就是人贩子老婆。”去年，彭高峰家里有老人去世，儿子在葬礼现场跟父亲说，“他(养父)犯了罪，所以不能死于老，只能死于少。”

彭高峰和妻子都觉得，儿子早熟得“让人吃惊”，“可能跟他经历过那么多有关。”

“但我们知道，他养母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能回避的，也改变不了，我们也不会干涉。”

2012年，为了了解儿子生活过的环境，彭高峰去了趟邳州。他第二次见到了儿子的“养母”高永侠，对于这个朴素的农村妇女，他心情依然复杂，“我只能说我不恨她。”

最开始他跟媒体这么说的时候，网上骂声一片，其中不乏失去了孩子的父母，说他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“怎么能不恨人贩子老婆呢?”

“我是从儿子的角度去想的，他们之间有感情，那我为什么要恨她?”彭高峰说。

今年暑假，高永侠给熊依妮打了个电话，熊依妮听不懂方言，说了半天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最后电话那边的人急了，大声说了一句，“我想乐乐了!”妻子马上就明白了，赶紧让彭文乐接电话。

“他俩聊了半小时，乐乐问她现在在做什么，有没有钱用。”这是高永侠三年来第一次打电话过来，而彭高峰家，因为乐乐“能把她的电话背得滚瓜烂熟”，也没人刻意保存对方的电话号码。

彭高峰说，因为乐乐和另外一位女孩粤粤同时被“解救”，高永侠已经很少回老家住，现在在邳州一家麦当劳餐厅做清洁工。

“她当然没有影片中赵薇饰演的李红琴那么伟大，但她对两个孩子的感情是真的。当时对于粤粤，很多人都在讨论，从情感上来说是不是可以给她收养，但法律上说不过去，失去孩子的家庭也不会答应。”

粤粤在被深圳市福利院短暂收留后，于2011年5月被深圳一个爱心家庭收养，据彭高峰说，对方家里条件很好，养母是高校教师，养父经商，乐乐跟粤粤还有联系。

还没找到孩子的父母怎么办？继续找

彭高峰是幸运的，但不是所有的“失子”家庭都有这种幸运。

他对电影中一个片段印象深刻，“田文军家给鹏鹏举办生日宴，同为寻子父亲的韩德忠后来走了，在门后面哭泣。”

现实的版本差不多，在乐乐的生日宴上，原型孙海洋跑到他家楼顶嚎啕大哭，说，“如果我有瓶农药，现在就能喝下去。”

9月27日晚，记者见到了这位父亲。他不是电影中的大老板，而是跟彭高峰一样，从小城市来到深圳打工，最开始经营包子铺，后来儿子孙卓丢了，包子铺也不开了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耗光20多万元积蓄，却依然没找着儿子。

在深圳南山区白石洲街头，到现在还能看到一块招牌：悬赏二十万，寻儿子店。如今，孙海洋已搬离白石洲，但他请求房东保留这块招牌，他希望有一天找到儿子时，告诉他“爸爸妈妈一直在这里等你回家”。

他的皱纹刻满了整张脸，泪水滑进这些深深浅浅的“沟壑”里，“我只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就可以了。找到了，我也保证不追究人贩子、买家的责任。”他的右手抬起来，颤抖得厉害。

孙海洋现在在白石洲附近的工厂打工，这里跟彭高峰租住的罗租社区一样，是一个城中村。孙海洋白天在工厂干活，晚上开出租车，他小心地攒下每一分钱，为的是能继续寻找儿子。

为了找孩子，他利用网络建立起一个全国寻子联盟，加入了大大小小近10个寻子QQ群，学会了发微博，经常参加深圳的寻子活动。在这个繁华的移民大都市，像他这样的家庭，至少有几千个。他们用力赚钱，四处漂泊，坚信孩子还活着，并且不会放弃。

两年前，孙卓的弟弟孙辉诞生，取名“辉”，谐音“回”，意为望哥哥能早日回家。现在孙辉由孙海洋的父母带回老家抚养，经历了一次丢子痛苦的他，不敢再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。

28日，彭高峰上完晚班回到住处，一进门就打开电脑，将页面停留在他注册名为“志愿者彭高峰”的新浪微博上。第一条微博，便是他转发的一个吴桂香寻子的消息。

他说，三年来最大的变化，是他“以前给自己找，现在是帮别人找”。

去年，他帮“宝贝回家”群里的一个家长找到了小孩，当时小姑娘快7岁了，丢的时候不到3岁。彭高峰描述那个场景：小孩一直哭，不肯回家，不肯认爸爸妈妈，说要回老家。

“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，里面的鹏鹏对警察说，他们(亲生父母)是坏人，你们把他们抓起来。”

但他觉得哪怕是这种情况，依然是好的，“现在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活在那个阴影下，不是说我自己找到了，我的一切就回到原来的样子了。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父母，他们的一生都将在痛苦中度过。怎么办?继续找。”

“电影无疑是一种安慰——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它的热映，让这个群体再次获得了关注。”彭高峰说。